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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的骨头

作者:詹谷丰

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19281129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刘文典代理校长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

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

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

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问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即使刘文典被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说:“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如果有一个刘叔雅这样的人,我会下令就地枪决!”

“枪决”,这个让人心惊胆颤的极端词语,如今是和司法、审判紧密相联的一个因果,但是,在一个尸横遍野,战争频繁的乱世中,尤其是在军人执掌政权决定个人命运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书生的生命犹如地上的一只蚂蚁,任何一只脚掌都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安庆市公安局长王绍曾带人押走了胆大包天的刘文典,将他关在省政府的“后乐轩”里。八十多年后,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刘文典当时的心情,也无法从当时的新闻中寻找到记录当事人内心活动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听到过化险为夷之后,刘文典同他的好友冯友兰回忆当年的一段话。刘文典说,当失去自由的一刻,他就作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

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人类社会的理想,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的鲜血,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悲壮的情怀。因此,当“杀身成仁”四个字出现在1928年的报刊上时,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还依稀遥望得到被囚禁在斗室中的刘文典的怒容,他那多天没有修剪的黑髭荆棘一般地竖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屈的自然反应。刘文典丝毫没有动摇拒绝蒋介石训话的决心,在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大学校园里,演讲是一种学术方式,是文人的说教,训话却是一种强制手段,是军人的命令。刘文典非常明白演讲和训话的本质区别,所以,他用演讲这个温和的动词彻底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训话,他的直白让每一个受训的人终生难忘。“你们赶快的去死,你们死了,你们的灵魂见了先总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

顶撞蒋介石事件并没有因刘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书生的愤怒在报纸上持续发酵。蔡元培致电蒋介石质问:“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胡适更是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安徽大学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在下令释放刘文典的时候,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个星期的时间,国家领袖就收回了自己的成命,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刘文典不肯被释放,他要蒋介石还他一个清白。刘文典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书生意气,是要靠骨头来支撑的!

一个浑身傲骨,目无权力的书生,他的内心却是柔软的,他的心中有无法动摇的偶像。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刘文典不只一次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指头,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刘文典说的陈先生,即是因顶撞蒋介石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来到清华园任教之后认识的陈寅恪教授。如果不是这次惊险的遭遇,刘文典也许将会失去同陈寅恪结缘的机会。

岳南先生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刘氏出狱后,根据蒋介石‘必须滚出安徽’的释放条件,受罗家伦之聘来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在国学领域惟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如果不是碰到陈寅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刘文典绝对就会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当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得知学校要晋升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为副教授时,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在一个讲究学历、学位、著作,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只读过小学的年轻小说家当然没有同刘文典争辩的资本,沈从文的沉默和回避也许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了。沈从文不可能不知道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园里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出格行为,因此,一个弱势的大学教师显然是无法抵挡刘文典的锋芒了。

在许多次斗争中,刘文典总是胜利的一方。面对沈从文的落荒而逃,刘文典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清华园中和以后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敬佩不仅仅来自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陈寅恪独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刘文典五体投地的根源。

19379月,日军侵入北平。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和抗议外族的侵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绝食绝药,用生命张扬了一个中国人的骨气。这个瘦骨嶙峋的同光体诗歌领袖,让他的后人深刻而疼痛地体验了民族的危亡之痛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刘文典在陈三立用生命之火熄灭宣示骨气的庄严仪式中感受到了唇亡齿寒,联想到10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应研究院同仁推举为死者撰写的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闪光名言,刘文典瞬间就听到了骨头撞击时的镗之声。

因为当众顶撞自己,蒋介石下令逮捕刘文典并指示枪毙的时候,没有谁真的会认为刘文典小命休矣。蒋介石的一时之气,为他带来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的表态中,蒋介石作为党国领袖的形象显然遭到了损害。

数十年过去,后人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了他的反省和自责,他对自己暴躁的脾气屡有检讨,但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党和军队大权的独裁者是不可能通过自我反思脱胎换骨的。

文人与军人,对待相同的一件事情,自会有文化和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刘文典终生都没有忘记同蒋介石那次剑拔弩张的冲突,但是,对代表着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总是坚持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介书生的心中,总是有骨气构筑的人格标准。

1931年,清华园里的刘文典接到了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热情邀请,约他到广东小住休息。刘文典当然知道陈济棠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但是治理南粤时热衷教育,善待知识分子的口碑却让刘文典产生了许多好感。刘文典心情大好,偕同夫人张秋华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州,住进了陈济棠精心安排在小岛上的一幢别墅,每天在专人伺候的吃喝游玩中流连。一段时间之后,刘文典知道了陈济棠邀请他的目的是反蒋。刘文典当即拒绝了陈济棠丰厚回报和官职利禄的许诺,他公开表示,蒋介石曾经是他的私敌,但日本侵略军是全体中国人目前的公敌。

陈济棠对刘文典的了解是合符情理和逻辑的。刘文典从内心厌恶蒋介石,但是,在“九一八”的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中国人,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国土,中国军队放弃抵抗的残酷现实面前,刘文典己经没有了私怨。陈济棠错误判断了一个书生在国家危亡面前的价值选择,他对刘文典的了解实在太肤浅,他以为在他反对蒋介石的棋盘上,刘文典可以胜任一只勇往直前的卒子,却不料刘文典是一个清醒的爱国主义者。

回京之后,刘文典毫不掩饰对陈济棠的失望,他说:“正当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么能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刘文典的表述彻底拧去了掩藏隐饰的水分,每一个文字中只剩下了坚硬的骨头。刘文典之后的言行和作为,更是成为他这段话的有力注释。

刘文典多次远渡扶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文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洞察。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前固然是大将军秉政,就是维新以后也还是军阀总揽一切军政的大权。”他断言,日本的国策就是军阀,军事侵略是日本的必然选择。

书生的睿智是一种文化的审时度势。刘文典知道,在一个经济落后,军阀混战的时代,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洞察和审视,对亡国的危险麻木到了骨髓。在许多个不眠长夜之后,刘文典找到了一个文弱书生抵抗外族侵略的最佳选择。

在许多人的疑惑和误解之中,刘文典开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刘文典夜以继日,他熬红了的双眼,透过近视镜片,洞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刘文典在译者自序中说:“自从沈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无论大家怎样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总要尽我的微力。”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刘文典,目光穿透了未来的时间。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文典身陷日军恐怖之下。留学日本的经历和精通日语的特长让刘文典担心和忧虑,果然,己经变节成为了汉奸的周作人找上门来,三番五次劝说刘文典为日军服务。刘文典终于恼怒了,他义正词严回绝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没有料到刘文典是一个与周作人迥异的人,侵略者也不相信一个书生的骨头比刺刀更硬。日本人派出了宪兵队,凶神恶煞闯入刘文典住宅,将刘文典珍藏的名人字画、珍贵典籍和私人信件一抢而空。刘文典身穿袈裟,毫无惧色,怒目而视。面对日本人的问话,刘文典不发一言。日本人走了,刘文典才用中国话表达一个书生的愤怒:“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知道,晚清同光体诗歌领袖,他十二万佩服的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几乎是与此同时,遭到了与他相同的利诱和威逼。陈三立老人怒骂上门游说他出任伪职的人,毅然绝食,用生命宣示了不同侵略者合作的信念和骨气。

逃离北平,辗转万里之后,刘文典同陈寅恪在云南蒙自重逢。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里,两个惺惺相惜的朋友百感交集。在日本侵略者的恶行面前,两个学术巨人失去了许多许多。陈寅恪先生,更是失去了父亲的生命。但是,他们保存了中国人的骨气,他们骨头里的钙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流失!

这是19385月的云南。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设在滇南重镇蒙自。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被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风光一时。刘文典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蒙自经济己经凋蔽。根据学校安排,刘文典住进了已经歇业的歌胪士洋行。与刘文典同住一起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陈岱孙、陈序经等十几个人。

刘文典没有想到,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闻一多教授,五年后竟不顾多方劝阻,丝毫不留情面地用一纸文书,解聘了恃才傲物的自己。

闻一多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坚决辞退刘文典,不仅让时人震惊,而且成为了西南联大校史上的一个事件。其中原因,并非坊问流传为金钱失节这么简单。

刘文典的“二云居士”外号,是他除了当面顶撞蒋介石之外的知名因素之一。因为喜欢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刘文典一直遭人垢病,被认为颓废萎靡。喜欢云南火腿是人的正常饮食嗜好,无可非议,但留恋鸦片毒品,却是为人不耻的恶习。没有人会由于刘文典丧子之痛悲伤过度家人用鸦片助他消除痛苦而有所理解和同情。“二云居士”这个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号无异于黥在刘文典脸上的标志,让他的形象像暮色一样黯淡。

闻一多坚辞刘文典,始终同一个磨黑的地名有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云南,由于战乱,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己经陷入到了入不敷出典当度日的窘迫状态,许多时候连基本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经常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如果领了薪水,即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开支度日。王力的孩子目睹父母为一日三餐发愁,便表示不再用功读书。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孩子只恨自己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个月的薪水只够维持全家半月开支,餐桌上经常见不到任何菜肴,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便像过年一样高兴。

1942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中,后人看到了国文系教授刘文典的月薪,470元,这是中文系教授的最高水平。刘文典的月薪水平同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庸、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相同,比唐兰、浦江清、王力等教授高出许多。即使这样,刘文典的月薪也无法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典当了娘家陪嫁的首饰和过去购买的貂皮大衣,也无法维持长久,依然陷入困境当中。

西南联大教授养猪卖菜,已是见怪不怪。即使是以因钱失节的理由坚辞刘文典的闻一多教授,也未必生活得滋润,一样斯文扫地。1943年,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文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等十二位教授联名撰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为闻一多招揽生意:“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惠,七日取件。”以致陈寅恪作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这个时候,普洱磨黑的大盐商张孟希派人送来书信,邀请刘文典去磨黑帮忙,一是为他已去世的母亲作一墓志铭,二是为有“瘴气”之恶名的普洱撰一游记正名。张孟希是云南闻名的富商,为人慷慨,为刘文典开出重金回报,许诺在磨黑期间,供应他所需要的烟土和全家三口人的生活费用,待回昆明时再送他五十两烟土作为谢礼。

章玉政先生在《狂人刘文典》一书中解释了刘文典磨黑之行的原因:“写骈文是刘文典的拿手好戏,在云南期间,他曾多次应邀为他人先祖、当地名人、著名建筑撰写碑记或铭文,文采飞扬,深得大名。这也是艰难时期刘文典‘为稻粱谋’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于第二点,正好符合刘文典一直的学术主张,他曾多次提出唐朝人、宋朝人对瘴气毒害的描写过于夸张,‘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刘文典就这样踏上了前往普洱的漫长旅途。千里之外的磨黑,隐藏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结合处,没有公路通行,除了马帮的铃声,只有崎岖曲折的山水,此时却为刘文典展示了一副衣食无忧的美好画图。

刘文典在磨黑的日子过得惬意悠闲,他在鸦片的吞云吐雾和飘飘欲仙中,慢慢淡忘了昆明的艰苦岁月。但就在此时,一封从昆明寄来的信件中断了他的景致。

刘文典离开昆明不久,西南联大开始按照惯例给教师颁发下半年的聘书。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聘书也插上了翅膀,飞越千山万水到达了磨黑。

由于刘文典临行前只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假,并未告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致使系里的课程受到了一些影响。清华大学未跟他沟通径直给刘文典寄去了聘书,使早已满腹埋怨的闻一多火上浇油,他坚决反对续聘刘文典,并要求学校立即停发刘文典的薪水。

刘文典的心情立刻如同经霜的秋叶。但是,他也没有把事情的结果想象得无可挽回,因为磨黑之行前,他已经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过假,罗培常在请示蒋梦麟之后,嘱咐刘文典安排好教学。然而,刘文典的希望在闻一多的来信中破灭了。闻一多信中的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怒气,他表示,即使收到了聘书,也必须退还。闻一多用揶揄之言泼了刘文典一盆冰水:“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

闻一多的寥寥文字,如同铜墙铁壁,最终堵死了刘文典回归清华的道路。从19292月被罗加伦引进到如今的十四年光阴,刘文典见证了这所大学的成长,他无法理解闻一多为何如此绝情。

刘文典的清华同学王力教授的回忆,是后人窥视刘闻恩怨隐秘的一个管道。“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上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它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闻一多解聘刘文典,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想,在当时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闻一多自己也刻印卖钱,连他儿子闻立鹤也质疑他“发国难财”,刘文典给盐商的先人写墓志铭,赚点生活费,也未必就有损人格,更无关失节。

读王力先生这段回忆,我恍惚看到了闻一多教授怒发冲冠的神情。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节操和人格,化为了刘闻矛盾的一个缩影。如果闻一多教授生在当代,不知他会对数十年来知识分子用报告文学献媚讨好权力和金钱的丑行甚至男性写作者求富婆包养的劣迹会作何感想?

磨黑事件最终以刘文典离开清华,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结束。在这个令刘文典伤心的过程中,陈寅恪教授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写信推荐。而云南大学,则把刘文典视为特殊人才,给了他比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更高薪金的待遇。

磨黑事件中我们看到的闻一多是他坚持、倔犟和原则的一面,而他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一面,六年之后才让我们完整地看到和敬佩。由于对国家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愤怒,他直率地批判社会现实,并义无反顾地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活动。1946715日,在昆明纪念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大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五个小时之后,闻一多也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血泊中。他的骨头,在卑鄙的枪声中无比坚硬!

最坚硬的物质,往往被最柔软的东西包裹。人体中最正直的骨头,无一不处于皮肤和肌肉的遮蔽和掩藏中,藏在柔软深处的骨头,往往在特殊的场合下坚挺,闪烁它的硬度和光芒。

194033日,弹丸之地香港,见证了“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猝死。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共两党共同表示了对这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杰出学人的哀悼和痛惜。

中国学术的大树倒下了,但一个民族的学术长河却不能断流。3月中旬,经国民政府批准,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的评议会按照章程规定,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接到通知的陈寅恪教授从昆明来到了陪都。这个终生厌恶政治的书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公开表示:“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陈寅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中研院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已经像风暴来临之时的大海,波浪汹涌,惊涛裂岸。

除了陈寅恪主张的胡适外,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前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和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等海归大腕,都是呼声甚高的人物。评议员们的心里,都在暗中比较权衡,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

枝节横生于权力的出现。316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突然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信函,蒋委员长表示“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最高领导人的手令火药一般引爆了学者们心中的愤怒,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强按怒火说:“我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蒋委员长的手令是陈寅恪最不能接受的政治强权,陈寅恪认为这样的干预不仅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更是对自己一贯主张和宣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侮辱,他明确表示:“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陈寅恪还在翁文灏、任鸿隽的宴席上大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坚持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陈寅恪在愤怒中对傅斯年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

第二天晚上,评议会集体宴会,陈寅恪没有料到,国家的最高领袖来到了现场并和书生们坐在一起。蒋介石和蔼的笑容和故作轻松的谈吐,依然没有消除几天前写条子干涉选举在陈寅恪心中留下的不满。

宴会之后,陈寅恪当即作诗一首。在这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的诗中,他用轻薄的语言嘲讽了第一次相见的领袖:

  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里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样明目当胆对领袖不恭的诗,陈寅恪当然不会送给蒋介石,他只是抄了一份赠给了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吴宓是陈寅恪终生的好友,他与陈寅恪心心相印。吴宓会心一笑,将诗收入了《吴宓诗集续集》中,并在附注中记载“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陈寅恪的诗,其实就是一种表态,一种在是非曲直面前的选择。陈寅恪此刻的态度,为他13年后拒绝权力诱惑北上的科学院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根正直的藤,结不出两种果实!

陈寅恪诗作墨迹未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就于第二天在重庆的蒙蒙细雨中开幕。30位评议员采用无记名方式投票,结果大出权力意料,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蒋介石下手令推荐的顾孟余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员将得票最多的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想象得出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选举结果的王世杰忐忑不安的心情和紧张局促的神态,甚至还可以联想得到1928年蒋介石在安徽大学校园责骂刘文典时的愤怒表情。然而,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只是笑了一下,眉宇间没有乌云,脸色依然晴朗。他平静地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罢。”

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最后以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任上责任重大不宜回国任职为由,最后由蒋介石指定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而告终。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书生们,不畏权势,张扬自由和民主,成为了惟一的赢家,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和学术史上留下了让后人乐道的经典。

十八年之后,刘文典同蒋介石的恩怨依然未断。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平行的火车轨道,它们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毫无征兆地交集了。

抗战前夕,刘文典曾参加过一次西北考察,亲眼目睹了兵营将士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回来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真诚地流露了西北考察的感受和心情。刘文典说:“弟素来轻视军政长官,认为将帅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专以克扣军饷,搜刮民财为事的;文官都是侵盗国帑,诈害百姓为业的,要想中国强盛,非先把这班人铲除干净不可。这回在晋、绥境内留心观察,和军政当局晤谈,才知道边疆上的将士多半是忠勇奋发,文官也很埋头苦干的。别省虽不知道是怎样,晋、绥的将士官吏那种吃苦拼命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崇敬,如弟之躲在后方享福,真要惭愧死了。”

这段发自内心的认识和感受,为后来刘文典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兼军事倡议院上将院长卢汉想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献上一片心意,但在礼物的选择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后来卢汉灵光一闪,他想起了被人称为国宝的刘文典教授。如果能请刘文典为寿星写一篇文辞华丽的祝寿骈文,当会让蒋介石欢喜万分,这样的礼物,胜过真金白银千万倍。

在云南,在中国文人中,刘文典写赋的名声就是竖在人们面前的口碑。许多人都以求得他为先人撰写墓志铭感到有身份有光彩。刘文典的朋友吴宓教授,就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别人求他作中间人,求刘文典的墓志寿文。那些求取的背后,都有重金的许诺,有的人甚至出价一篇三十万元,其价高至让人不敢想象。

想法虽好,但卢汉主席却有许多顾虑和担心。卢汉知道1928年刘文典同蒋介石的冲突,并且了解一个正直书生对权势、暴力的怨恨和对蒋介石的鄙视。卢汉想,上门向刘文典求祝寿文,不仅达不到目的,很可能还会遭到刘文典的嘲讽,自讨没趣。

但是卢汉向蒋介石祝寿心切,而且也确实想不到比刘文典的祝寿骈文更好的礼物。思之再三,卢汉冒着碰壁的难堪,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托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刘文典私交甚好的安徽同乡李广平登门拜访。

大大出乎卢汉意料的是,刘文典竟然满口答应了为蒋介石撰写祝寿文的要求。大权在握的卢汉一时觉得很有面子,他左思右想,不解刘文典为何突然就忘了同蒋介石的恩怨与仇恨。

才过去几天,卢汉就拿到了刘文典的文章。卢汉读后,觉得字字珠玑,汪洋恣肆,蒋介石的一生功绩和光荣,让那些精彩华美的文字彻底照亮。祝寿骈文之好,超出了他的想象和预料。卢汉大喜过望,立即请了云南最好的书法家翰墨书写,精心装裱,作为别出心裁的厚礼送往南京。

由于时光久远,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幅体现艺术匠心的艺术品,也难以读到刘文典的溢美文字,但是,蒋介石看了之后掩饰不住兴奋,将其挂在显要位置的举动说明了这件礼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蒋介石作祝寿文歌功颂德成了刘文典有罪的证明。在那个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掩盖和洗刷旧社会痕迹的特殊时代,刘文典丝毫没有否定他曾经的作为。他毫无隐瞒地对儿子刘平章承认写过祝寿文,他说,1928年自己同蒋介石的矛盾冲突,是因为看不惯蒋介石在处理学潮时的蛮横与武断。而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国家与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恩怨是无关紧要的。他之所以写祝寿骈文,绝不仅仅是为了卢汉支付的丰厚润笔。

刘文典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为蒋介石写祝寿骈文,是他骨头另一种形式的正直和坚硬。和1943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刘文典已经不须为稻粱谋了,这让他的骨骼有了更多的钙质。

在一个靠骨头奠基用气节建筑的精神世界中,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刘文典称陈寅恪教授为他十二万份佩服的教授之教授,除了学术的原因之处,宁折不弯的骨气,更是他们精神沟通的内在联系和必然结果。

中研院院长选举13年后,陈寅恪更是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拒绝了权力的重压,这就是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不朽的科学院事件。同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不同的是,此时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示了两个王朝的更替,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见证一个王朝覆灭和另一个王朝新生的人是不幸的,两个王朝更替让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作出艰难复杂痛苦的选择。在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迁徙台湾的混乱中,蒋介石抢救人才的名单上,陈寅恪和刘文典的名字赫然其中,他们只须前进一步,登上停在机场等候的飞机,从此之后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他们拒绝了一个政权的“抢救”,他们深深留恋这片曾经用骨头捍卫过的广袤大陆。

陈寅恪与胡适握手告别,目送着前来抢运他的飞机失望地离开南京。在上海短暂休整之后,他便携家人乘船南下,前往广州,成为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盼望已久的座上客。即使到达广州,陈寅恪也没有从国民党抢运的目光中消失。教育部长杭立武和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拉着财政部长徐堪,找到陈序经,用哀求的姿态表示,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十万港币和新洋房。

杭立武、叶公超和徐堪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任何条件都不可能动摇陈寅恪留在广州的决心了。坚硬的骨头,隐藏在皮肤和肌肉的深处,只有X光,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坚硬和刚强。不仅国民党的杭立武、叶公超、徐堪没有看清,后来共产党的郭沫若、李四光、汪也几近失明,致使他们的钢钉在陈寅恪的骨头上弯折。

科学院事件的起因首先在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判断失误。在此之前的1949年,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在会谈中多次问到陈寅恪。毛泽东措手不及,回国后四处查找,终于在岭南大学寻到了陈寅恪的下落,毛泽东指示广州当局善待这个苏联最高领袖反复提到的大学教授。

四年之后,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罗列了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权威。后来有人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名单中,缺少了一个政党和政治范围之外而又不能遗漏的名字:陈寅恪。

在郭沫若的学术布局中,陈寅恪是他领导的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郭沫若热情招手,在旁人看来无异是陈寅恪的喜讯和福音。所以,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就自告奋勇充当了南下的说客,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的两封亲笔信,更是让主动请缨的汪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像过去学生时期一样,汪一进康乐园就下榻在了老师家中。这个22岁便追随恩师陈寅恪研究隋唐史并且成就卓著的学者,此时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没有想到恩师听了他的来意之后突然变色,勃然大怒,把他赶出了家门。

肩负了北京重托的汪极力挽救,陈寅恪却气节如钢,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汪记录了陈寅恪的一次谈话,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后人已经无法想象汪回北京复命时郭沫若等人读到这些坚硬的文字时的心情与态度。这种石破天惊的话语,对北京高层的震撼绝对是爆炸性的。见证这场惊世骇俗的谈话的冼玉清和黄萱两位陈寅恪的助手,都一致对陈寅恪的决断和激烈态度提出了善意的劝说,但是陈寅恪已经是射出去了的箭矢,不可能回头了。陈寅恪还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如果答应了我的条件,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寅恪亲手关死了通往北京的那扇招贤的大门。关门这个动作看似轻而易举,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三年之后,陈寅恪就感觉到了后果和代价。在1958年全国高校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运动中,郭沫若、范文澜先后用文字开展对陈寅恪的讨伐。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的文章:“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这种宣战在郭沫若那里,表述得就更加直裸和激烈,硝烟味和杀气就更浓烈了。郭沫若在他的《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郭沫若点名道姓的批判立刻引来了中山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血腥味弥漫的文字让陈寅恪不寒而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到了他头上悬着的政治利剑。但是,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没有害怕和退让,他用愤怒予以回击。陈寅恪致书中大校长,表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自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文化大革命,是考验一个人骨头硬度纯度的试金石,是精神的炼丹炉。

游说老师失败,在回京的路上,他的心中充满了失望,但是,他对陈寅恪却没有丝毫怨恨。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汪心中有一种预感。

回到北京,汪遭到了比他年长的陈门弟子的埋怨甚至批评。师兄们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同恩师谈话,更有人斥责他不知天高地厚。师兄们的批评,成了压在汪心中的沉重石头,多年之后,他一直没有轻松过。在一次北京召开的全国通用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汪见到了中山大学出席会议的刘节和陈锡祺。汪向他们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愧疚,并买了一包陈寅恪喜欢的食品,请陈锡祺带给老师。

陈寅恪以一种高兴愉快的心情,接受了学生的一片心意。文化大革命中,汪忍受不了非人的迫害和屈辱,用自杀作为对过去政治幼稚的内心反省和对文革的抗议,他比他的老师先行离开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当他在另一个世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汪一定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刘节是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作为导师,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人格和气节方面的。刘节常常以惊人之语向社会宣示,他的真话,每一个字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的老师陈寅恪的影子。1957年的“大鸣大放”,刘节说:“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大跃进中,刘节更是直言不讳:“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在课堂上,刘节经常公开宣扬:“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指与马列主义)而同归的。”“现在我还不能用马列主义来讲课,只是将材料编起来,不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才能得到研究成绩,这是从批判胡适开始以来的一股歪风,是要不得的。”

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见解,刘节比一般的陈门弟子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陈寅恪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文字,深深地刻在王国维纪念碑上。而刘节,正是王国维沉湖之后极力请求陈寅恪作纪念碑文的学生。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汉字,每一个都与气节有关,每一个都留在了刘节的心上。所以,当十年后陈寅恪病入膏肓,灭绝人性的红卫兵强行把陈寅恪抬去大礼堂批斗,拼命阻拦的陈寅恪夫人唐被红卫兵推倒在地之时,刘节以极大的勇气站了出来,自愿代替陈寅恪上台接受批斗。那些本该由陈寅恪承受的拳脚无情地落在刘节身上,疼痛和耻辱没有压弯一个书生的骨头。刘节昂首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骨头都能敲击出金属的响声,即使是陈门弟子,即使是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在政治的高压之下转向,甚至向陈寅恪先生射出致命的冷箭,都折射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文化大革命中,热衷政治,背离了学术良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周一良和金应熙都让陈寅恪愤怒和伤心。然而,历史总会回归主流,体现它真实的面目。在时间的照耀下,一些陈寅恪先生生前无法看到的人性会像自然界的野花一样盛开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前。在陈寅恪诞辰110周年之时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周一良请人宣读了《向陈寅恪先生请罪》的发言。这个良知复苏却无颜面见老师的老人说:“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迷途知返”这个词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周一良的痛悔和内疚,对于周一良来说,这是一个在人性的辞典中迟到了的成语,但这四个字的分量,却也是需要骨头来支撑的。

我曾经许多次地想过,如果陈寅恪接受了北京的好意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也未必就会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会更加让权力头疼与难堪,其结局不会比他的学生汪更好。这让我想起流传甚广的一段政治轶闻,即毛泽东回答别人提问,若鲁迅现在活着,要不为新的政权歌功颂德,要不在监狱中失去自由而闭嘴。在国民党政权面前,鲁迅用辛辣尖刻的文章证实了自己骨头的硬度,并从此成为了民族英雄和伟大旗手。

陈寅恪不是鲁迅,这个与鲁迅同学日本的书生,在鲁迅得到政党的青睐之后,立即就隐藏了他同鲁迅的良好关系,他拒绝攀附名人给自己带来荣耀。

民国时期公认的好人,被许多人引以为“朋友”的胡适,也是在权力的礼遇面前丝毫不乱,难以收买。

能够给予胡适这样的名人礼遇的当然不是一般的人,非权力炙手者无法对别人施以恩宠。在胡适那里,国家领袖蒋介石给予过他许多应当感恩戴德回报的礼遇。

在任何一个时代,封官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恩宠。在掌握了权力的政客那里,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法则。蒋介石多次邀请胡适当总统,自己做行政院长。至于以私谊的名义请胡适吃饭叙谈,征求他对国事的看法,则更是蒋介石的一种日常行为了。但胡适从来没有为当官所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得知胡适想在南港找一块地,盖几间小房,为他从美回国之后的写作作安排之后,即表示要在中央研究院旁边拨一块地为胡适建房,也被胡适坚决拒绝了。

19584月隆重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蒋介石亲自出席了会议并致词。蒋介石亲历了抗战时期在重庆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那场让他颜面尽失的风波,他对作为社会精英的中研院院士们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院士中的许多人甚至是他的亲信和朋友。因此,蒋介石出现在学术界最庄严的场合中,无疑表示出他对于知识精英们的重视,还有对于他所看重的胡适的支持。

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过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同胡适的单独合影。两人坐在椅子上,表情轻松,神态自然。蒋介石身着中山装,风纪肃然。胡适则是西装革履,胸前佩有胸饰,照片给人一种和谐亲密的假象,没有人能够看出照片背后胡适与蒋介石的对立。

站在总统的立场上,蒋介石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认为中央研究院为学术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蒋介石在致辞中还提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等涉及到历史运动评价的话题。

接下来的答谢辞,主角自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了。在所有人的理解中,答谢辞无疑是用感激、感谢以及责任等客套装点的一种礼仪。但是,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这个隆重、庄严的仪式上,胡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总统,你错了!”这是胡适答谢的第一句话。就在蒋介石无比的错愕和与会者的惊诧中,胡适又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此时蒋介石的错愕变成了愤怒,他勃然变色,拂袖起立。若不是随员拉住衣角示意安抚,场面将不知如何收拾。

胡适似乎没有把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放在眼里,他对蒋介石的不敬还没有划上句号。第二年,蒋介石准备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他继续当选总统扫除障碍。胡适再一次不识时务,发表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担任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

胡适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性格温和,待人热心,急公好义,一生中帮人无数,被许多人视为解救苦难的活菩萨,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好人,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许多人的荣耀。然而,在学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原则上,他却是一个不知退让的斗士。

自孔夫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以来,当官入仕就成为了读书人向往的一个目标。一顶乌纱,也就成了读书人成功的一个标志。隋代确立科举取士体制以后,在长达13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不知有多少读书人为了一个官职投机钻营,熬尽青丝。而真正皓首穷经,不为乌纱所动的文人可谓凤毛麟角。

陈寅恪拒绝当官,是为了保证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这些与政治有关的原因,在他发自肺腑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表露无遗。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用虚拟的方式研究历史,推断前人的时候,依然无法寻觅到陈寅恪顺应时代潮流,屈就为官的任何可能,政治、经济、气候、生活,没有任何因素比他一贯主张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为重要。圣人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在陈寅恪身上,却是一条无效原则。

对于独立知识分子来说,当官的代价是沉重的。任何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权力,必须牺牲个人的尊严。陈寅恪无法在权力面前弯下自己的腰身,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惊世骇俗的答辩方式。因此,悲剧来临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1917年开始的时候,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发表就职演说。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表明了大学的性质,抨击了种种不正常的教育现状: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同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实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娱也。自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局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提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

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光阴,丝毫没有磨灭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光辉,这些简短的文字历经了日月的淘洗,如今像坚硬的礁石,露出了时间的水面。如果不是那些让后人略感生疏的文言虚词,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告诫和指弊针对的是当下的大学和如今的现实。

在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讲的那个时代,官员并非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知识分子中,屡屡有人拒官躲官。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时候,正值困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郑天挺夫人病逝,五个幼儿托付给弟弟,一个人的工薪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在他做梦都想到钱的时候,学校领导让他出任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一口拒绝了校方的好意,此后又多次在汤用彤、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等校领导的劝说下不改初衷,多次表态,只愿专心教书做学问,不想当官入仕途。到了后来,只要看到校长梅贻琦的身影,郑天挺就远远地躲避起来了。

郑天挺虽然是个书生,只顾埋头教书做学问,但是,他不会不知道大学总务长手中掌握的财权和物权。只是,一个人的尊严和骨气让他选择了一条清贫的道路,这种信念是不能因为贫困而动摇更改的。在当年的西南联大,抱持理想和信念的不止郑天挺教授一人。鉴于西南联大教授们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生活困苦的现实,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不料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同联大25位学院院长和系主任集体联名上书,谢绝这份特殊照顾。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话说得掷地有声;“同人等献身教育,愿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并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力。”

郑天挺拒绝当官,拒绝当官带来的一切利益,这是一种自觉。冯友兰、张奚若们手中握有行政权力,却拒绝政府给他们加薪的好处,这也是一种自觉。任何一个时代,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需要金钱的,西南联大的书生们,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象,看到了一种与如今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端。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1939年,李方桂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归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正在为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一职空缺无人烦恼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心中一亮,即决定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但是,傅斯年打错了算盘,他的好意不仅遭到了李方桂的拒绝,而且还遇到了他的羞辱。

李方桂年轻时就立志以学术研究为毕生事业,对官场政客早有厌恶心理,对热心政治的上司傅斯年颇有不屑。因此,当傅斯年提出请他担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时,李方桂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冷语相讥:“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愣住了,继而脸红耳赤。他没有想到学富五车,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人,在手下的研究人员心中,竟是一个三流人才。脾气暴躁,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此时却毫无脾气,他掏出手巾擦干额上的汗水,躬身向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若干年之后,李方桂回忆起这段让上司颜面尽失的往事时说:“傅斯年人挺好,在政治方面他颇是个人物。他是研究所所长,一度曾是什么参议员之类的政界人物……因此他太忙,而我这个人又对政界没兴趣,自然就同他无话可说。”李方桂这些解释的背后,掩饰不住一个书生对官场官员的轻视和厌恶。

其实,被李方桂不屑的傅斯年也是一个杰出的学人,他当了官之后,也依然操持了一个书生的本色,他没有把当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他运用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为抗日战争乱世中的中华学术研究保留下了宝贵的火种,最后在台湾大学校长岗位上突然去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国失师表”表示哀悼,并亲临傅斯年追悼大会。1950年的台湾海峡,是谁都无法突破的政治壁垒。整个中国大陆,只有同傅斯年相知相交的陈寅恪,冒着头颅落地的危险,写下了最沉痛最深刻的悼念文字:

    不生不死最堪伤,就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在正义与独立自由面前,身在官场的傅斯年也是一个风骨高扬的耿介之士。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一次演讲中用傅斯年的行为例举独立精神时说: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禅让,这是一个在现代汉语中罕见的动词。在一个以当官入仕为荣的时代,不知还有多少人懂得这个词的来路和意义。

郑天挺、李方桂等人以学术为终生追求,拒绝当官受羁为后人敬佩,而与郑天挺、李方桂同时代的留法博士凌纯声更是为了拒绝出任新疆省党部执委兼党部研究室主任职务而不惜冒犯新疆军阀盛世才和最高领袖蒋介石,几乎遭遇杀身之祸,最后被迫离开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中央大学作了一个教师。

当官入仕,是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和悠久传统。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耕社会,读书人报效国家,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方式只能通过当官来完成。所以,陶渊明之后,隐士这个词就慢慢退出了辞典。唐宋时期,隐士们似乎和陶渊明一起留在了晋朝。到了唐代,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就成了唐朝人为了当官以退为进的手段,成了假隐士的一个贬义词。为我们留下不朽诗篇的伟大诗人李白和孟浩然反复的择山居隐,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行为艺术。真正的禅让,只能到更加遥远的唐尧、虞舜时代去寻找,许由、巢父、石户之农、伯夷、叔齐和严光,就是天下为公、举贤授能时代的精神高尚之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为官,已经完全背离了为公的传统,当官,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在一个人人投机钻营攀登官位的时代,当官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无限地获取常人得不到的利益,而丧失人格尊严,听命于权力的代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和我们如今所处的社会相比,中华民国绝对不是一个伟大和值得后人向往的时代。在中华民国38年的短暂历史上,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腐朽,灾害横行,民不聊生。然而,这个长期被我们认为极端腐朽的时代,却学人辈出,大师不穷,无论是面对异族入侵的刺刀还是政治政权的高压,书生们的骨气就像春天时萌芽的植物,蓬勃生长,他们的骨头长成了最坚硬的岩石。

傅国涌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注脚。“民国时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旧的东西没有断,新的东西进来了,所以非常兼容。很多知识分子既有中国国学的根底,又能接受西方文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且那个时代也能够容忍这些知识分子个性的东西。那个时代虽有战乱,军阀割据,也有外敌入侵,时局动荡,但知识分子是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体面的。最关键的,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往往出现在这个社会表面上比较乱的时候。最本质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还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正因为当下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去做事情,自然就产生了怀旧的情绪。现在社会,干扰的东西特别多,诱惑也特别多,人很容易异化,整个社会非常躁动,不安静,人们都为了外在的东西活动,那个时候的人本真得多。”

在陈寅恪、郑天挺、李方桂、凌纯声那些拒绝当官的书生们心目中,学术是神圣的,是探求真理的工具。然而,在如今大学的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学术是追逐权力的手段。如今的大学,不是以培养大师为荣,而是以能出几个大官几个大款为傲。傅国涌先生的表达温和儒雅,其实大学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常常让我产生一个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症病人的绝望联想。张鸣教授描述说:“现在的(学校)部门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老师们看起来还能呵护一下这些学生,其实自己在这个衙门里也属于贱民一类。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一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社会对官职的追逐,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竞争。这个事例有力地证实官本位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大学的象牙塔已经倒塌,校园成为了一个散发着尸臭的名利场。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三年后,中山大学为这个浑身傲骨的大师竖了一尊铜像。陈寅恪以一个书生的形象屹立在中山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们依稀遥望到了一个民族学术的坚硬。但是,每天每日在大学校园里上演的一幕幕丑闻,遮盖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如今的书生,不知有几人还能记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有谁的身上,还长着能够敲击出金属声响的瘦骨。

当学术成为一种晋级加爵的手段,官本位思维渗透进社会的肌体,逐渐扩散成为癌细胞的时候,大学校园里的行政权力,也堕落成了寻租的工具,由此衍生了中国教育史和大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大学合并,扩招,正名,升格,买官卖官,未评上教授而拳打评委,一身兼六家公司独董,学术造假,论文剽窃,自封大师,权学交易,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用大学学术独立的八项原则,昭示世人,规范学术:学术自由,并以职业安全保障学术自由;不允许商人学者或者学者商人存在;官员不能读在职博士;不允许政府官员任兼职教授;不允许称导师为领导;不允许给他人提包和开车门;去政府任职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只给去政府任职的人保留三年教师资格。

三年前,当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时候,引发了学术界对已经远去了的一个时代的追忆和对当今这个物欲时代的反思。作为陈寅恪教授的学生,季羡林先生用深厚广博的学术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季羡林先生主动提出辞去的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称誉,其实是当之无愧的,他虽然无法与陈寅恪并肩,但也达到了老师期待的某种学术高度。在季羡林先生最敬仰的前辈中,陈寅恪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去”影响了他漫长的人生,但是,在独立与自由的人格高度上,季先生还是无法用骨头来证明人性的坚硬。在铺天盖地的赞誉中,谢泳教授的一段评价宽容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冷静:“在他那代知识分子里面,他是一个和新时代比较少冲突的人。季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如果从体制的角度来说是相当高的。1955年,他才44岁左右,就是学部委员了,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是最高的学术地位。而钱钟书等人那时都不是。季先生是个很聪明很大气的人,有很高的智慧。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里,他不是最勇敢的,但应该说还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不轻易表达自己对时代的一些判断,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后来也得到国家很多礼遇,所以有时侯还是会说一些客气的话。”所以,季羡林先生发自肺腑地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心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愿意把季羡林先生的离去作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在一个真正的大师稀有而伪大师丛生的年代,终于有智者提出了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优秀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如今会沦为一片荒漠?

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受到了全校师生的激烈批判。715日,刘文典脑出血突然离世。

一个月后,远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得知刘文典去世消息,悲痛地在日记中写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年)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沉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若澄若典以及光午(其他之友生宓尚未知),今闻其死,宓岂特兔死狐悲而己哉!若碧柳之早殁,得正名而终,比王静安先生为尤幸已……”八年后,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强制劳动改造。吴宓死时,左腿已折,饥寒交迫,仍不停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946715日,在昆明纪念死于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仆大会上,闻一多激昂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五个小时后,闻一多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枪口下。这个在1943年磨黑事件中不留情面坚决辞退刘文典的书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联大纪念碑上的文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6661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在家中用剧毒农药“敌敌畏”了结自己的生命,他用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传统,对抗了红卫兵对他的侮辱。这个曾经以革命使者身份南下劝说恩师陈寅恪北上任职的书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守住了一个人的心灵良知。

1969107日,在无尽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陈寅恪仍然不改气节,将王国维纪念碑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字,化作了一个时代凄切的悲歌。

大师,一个一个走远了。即使离我们最近的季羡林先生,距今天也有了三年的光阴。当大师们在黎明的天空中像星星一样隐去时,多少人却在太阳底下长出了一身软骨,那些脆弱的骨头无力支撑灵魂的重量,它们就像大雪之后的竹子,摧眉折腰。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读书人如何去仰望一根坚硬的骨头。现在,我们的灵魂应该出场了,只有坚硬的骨头,才能展示读书人生命的真相。

                                                

                   (原载《花城》2013年第12013年第3期《散文选刊》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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